1954年，刘海粟与傅雷关系有所修复，但在私人信件中，傅雷称“他与我相交数十年，从无一字一句提到他创作方面的苦闷或是什么理想的境界”，还说刘海粟的国画是“野狐禅”。

傅雷不仅看不上刘海粟，对张大千亦不满，批评道：“往往俗不可耐，趣味低级，仕女尤其如此。”此外，还说“同样未入国画之门而闭目乱来的，例如徐××。”据学者荣宏君推测，徐××即徐悲鸿。

傅雷受幼年教育影响，待人待己失于过苛。一次杨绛译了篇散文，傅雷称赞了几句，杨绛照例一番谦辞，傅雷忍了一分钟，最终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

1943年，久已消沉的上海文坛上，张爱玲异军突起， 1944年5月，蛰居上海的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这是最早评价张爱玲的论文之一。

在文中，傅雷对张爱玲写作技巧大为赞赏，称：“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傅雷犀利地指出“去掉了情欲，斗争便失去活力”，认为张爱玲填补了“五四”以后小说创作的空白。

然而，在一番褒扬后，傅雷马上批评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称其中人物是“疲乏，厚倦，苟且，浑身小智小慧的人，担当不了悲剧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