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和清的生平介绍

　　民国24年(1935年)姚和清来沪设诊，于眼科界颇有医名。

　　1956年受聘于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因水土不服1958年重返上海，就任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中医眼科主任，兼任华东医院、铁路中心医院眼科顾问。被选为上海市第二、三届政协委员。1909年开始行医，1935年悬壶沪上。解放后，响应党的号召，于1956年受北京中医研究院之聘，放弃个体开业。后因水土不服，1958年重返上海，任市立第六人民医院中医眼科主任，同时兼任华东医院及铁道学院附属医院眼科顾问。

　　姚和清幼年，其父见背，家贫无以自给，赖母针线过活，抚养成人。家虽清贫，尚设法进私垫，攻读四书，以冀其成。年十三，即离家赴异乡为学徒，及壮母病，医疗无效。曾割股，无以起沉疴，母殁。痛哭之余，发愤立志学医，以保身救人。其舅父邹明辉业眼科，即于工作之余事以师礼，每晚背诵医书，刻苦钻研，数易寒暑，对眼科知识颇有所得。乃始为同里有眼病者治矣。当年，有潘四海者，失明二十余年，经用滚障眼药治疗，半月复明。经潘四处宣扬，求治者益众。于是放弃商务，正式悬壶甬上。对贫病免费义诊，甚至资助给药。又将医金所得，创办蒙养贫民义务学校，对待苦难儿童，怜恤尤深，以遂生平治病救人之愿。并经常向宁波内科名医范文虎、洪醉樵等请教。早岁，因感用眼科方法无法解决眼科重症，乃发愤从内科下手。于诊余攻读医经。博览众书，对伤寒金匮尤为深究。云该书虽治伤寒杂病，但其立法处方可为后学准绳;对汉以下各派学术，也尽求博采，撷取精华，而用于眼科，每获奇效。

　　姚和清精于内治，在学术上强调整体观念，认为：眼具阴阳，眼由脏精气腾结而成，眼内各组织皆与内脏相应，因而其所表现之生理功能与病理变化，直接或间接反应出内脏情况，奠定了眼与内脏整体统一的观点。鉴于此，对待眼病必须视为整体的局部病变，绝不可仅认为是眼本身变化。由于眼病形成，全系阴阳失调，脏偏性，所以治病必须掌握“治病求本”则。掌握整体观念，进行辩证论治。以纠正偏胜。调和阴阳。

　　姚和清在临床诊疗上，重视乙癸同源，认为肝开窍于目而主于肾，肝肾对眼之生理病理关系深巨，很多眼病发生主要因在于：肝肾精血二亏。阴不上承，阴虚生内热。虚火上炎，真阴不足龙雷之火上游。以及水不木，肝阳偏元。化风、化火等几方面，因而治疗用药必须掌握乙癸同源理论，根据不同病情而妥善掌握。

　　姚和清治病善用成方，以为成方为古人通过实践所获得之经验，如能善于运用，斟酌加减，可以事半功倍。所用方药，多宗内科，尝谓：眼病系整体疾病，治病必求其本，如果病因相同，则内科方可治眼病，眼病方亦可治内科疾病。用方则各家学术兼收并蓄，毫无偏见，对仲景方特别推崇，伤寒温病，虽与眼科无及，但也可借用其方以治眼病。认为眼具阴阳水火，而伤寒温病之发生，亦系阴阳水火偏胜，所异者，所犯病变部位不同，出现症状不同而已。同时亦重视古人治疗眼病经验，甚至单方、验方等等，无不笔录，供临床参考。生前曾发表过眼科论著九篇，并由其子女整理出版《眼科证治经验》一书。子女二人承其业，沪上有盛誉。

　　姚和清的主要业绩

　　姚氏认为眼睛与脏腑息息相关，阴阳失调，脏腑偏胜，旁及自然界的变化，人事的变迁，外来影响等均为眼病之因。故临诊强调整体观，辨证论治，内外结合，表里兼施，每多奇效。姚氏兼善针拨白内障，一针复明者不可数计。所撰《针术治疗白内障初步小结》发表于《中医杂志》 ，并转载于第一版《中医学概论》内，引起眼科界重视，予以推广。还先后发表《中医对原发性青光眼的认识与治疗》、《球后视神经炎及其萎缩的认识与处理》、《中药治疗麻痹性斜视病例报告》、《中医对角膜软化症的治疗》、《沙眼简易疗法》等十数篇论文，其学术经验曾在《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海上医林(中医专辑)》介绍。由其子整理的《眼科证治经验》专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

　　强调整体观念

　　大量医案提示，姚氏治病，始终掌握了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的中医特色。认为眼具阴阳，眼由脏腑精气腾结而成，眼内各组织皆与内脏相应，因而其所表现的生理功能与病理变化，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内脏的情况，鉴于此，对待眼病，必须视作为整体的局部病变，决不可单认为是眼本身的变化，眼病形成，全系阴阳失调，脏腑偏胜，如果能正确掌握治病求本原则，掌握整体观念，进行辨证论治，以纠正偏胜，调和阴阳，沉疴亦能挽回。姚氏曾说：眼科五轮学说是提示眼与整体之联系，在很多情况下，能解释眼的生理病理现象，对治疗亦具一定指导作用。但古人用于临床，很多是过分偏重局部体征，过分强调五脏主病，对因脏腑偏胜同时引起的其他证候，绝少考虑，所以对眼病不问症状如何，皆臆断其由脏受病，至于眼病各个症状之相互联系，更缺乏整体认识，从而产生一证一方的片面治疗观点，这是与整体观念相违背的。因此，姚氏强调：对待眼病必须全面看问题，要把眼病各个症状及整体所出现的表现结合起来，看其相互关系，从中分别主次，找寻阴阳偏胜与五行生克规律，然后议定方药，才真正符合辨证论治法则。

　　在强调整体观念的前提下，姚氏相当重视探求病因病机，因为这是治病求本的一个主要方面。病因可从眼局部与整体所表现的各种征象探求，但有时全身症状不明显，则需要详细分析病史，找寻旁证对天地间自然界的骤然变化，人事的变迁，以及突然发生的体征，更加予以注意。然后应用阴阳五行藏象经络与五轮学说等作深入细微分析，达到治病求本的目的。同时，姚氏亦曾提起:治病贵在应变。认为原则必须掌握，但亦有一定灵活性，需要随机应变，辨证论治。因为眼病病因复杂，症状出现，可随各个阶段有所不同，特别当情志波动、饮食失节、起居违和、天时变化、妇女胎产经带，以及用药不当时，皆可对眼部病变有所影响，所以治疗用药必须注意病证转变，从转变中看其阴阳进退，邪正消长。姚氏多次告诫说:为医者必须行方智圆、胆大心细。所谓智圆，就是医者必须注意病人的各个方面。譬如禀赋厚薄、年岁老小、身形肥瘦、性情缓急、境遇贵贱、病情新久，以及天时风俗、生活习惯等等，要知常知变，能神能明，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才合乎医道。

　　重视乙癸同源

　　肝开窍于目而主于肾，肝肾对眼的生理病理关系深巨。由于肝肾彼此间关系密切，并因乙木属肝，癸水属肾，所以古有乙癸同源之称。姚氏对这个理论相当重视，而且广泛应用于临床，取得一定疗效。姚氏说:肝肾之相互关系，主要表现在母子相生，而目为肝之外候，肝取木，肾取水，水能生木属肝，母子相合，则肝肾之气充沛，目受其荫，故而放明。如果母子不合，则无论是子盗母气，或者母令子虚，皆能使肝肾之气不足，不足则精气无法上荣，目失所养，眼病随之而起。《经》曰：“肝受血能视。”“肝气通于目，肝和则能辨五色。”又云：“五藏六府之精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睛”而肾藏精，所以目虽为肝窍，而以肾为主，子母相生，肝肾同一治也。且肝肾同为相火所寄，相火内阴而外阳，其性主动，而具生命活动之能力，但易妄动，妄动则变为邪火而贼人身，及于眼。目之能视惟赖神光，神光源于命门，通于胆，亦火之用事。火衰则目昏，火炎则目焚，肝肾相火对眼之生理病理具有相当重要意义。

　　进一步分析眼内组织构造，则五轮中风轮属肝，水轮属肾，眼内神膏为胆中渗润精汗，升发于上，积而成者。神水为先天真一之气所化，神光源于命门，通于胆。真血即肝中升运滋目注络之血，真气为目内经络往来生用之气，真精为先后天之气所化之精汁，起于肾，施于胆，而后及于瞳神也。目系与脑相连而厥阴肝脉系之，同时少阴肾脉附督上额交巅络脑，又与肝脉相合，说是肝肾对眼的各个组织的关系至为密切，所以当肝肾亏损，必然影响以上组织而发生疾病。

　　临床上因肝肾病变而引起的眼病，为数颇多，诸如青盲、内障、能近怯远、能远怯近、视惑、视歧以及外障等，在很多情况下，都可能与此有关。发生病变的主要因素，在于肝肾精血两亏、阴不上承;阴虚生内热、虚火上炎;真阴不足，龙雷之火上游，以及水不涵木、肝阳偏亢、化风、化火等几个方面。因而治疗用药必须按照不同病因而正确掌握，古人提出的“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就是针对这方面的治疗原则，为眼科临床所常用。至于育阴潜阳、养肝熄风以及滋肾填精等法，亦可根据不同病情而选用。

　　善于博采众方

　　姚氏治疗眼病善用成方，认为成方为古人实践经验的总结，相当宝贵。如能善于运用，斟酌加减，可以事半功倍。所用方药，多宗内科。曾谓：“眼病系整体疾病，治病必求其本，必须辨证正确，病因分明。如果原因相同，则内科方可治眼病，眼科方亦可治内科病，何必有内眼之分”。用方则各家学术兼收并蓄，毫无偏见，对仲景方则特别推崇，善用经方。姚氏认为：“眼具阴阳水火，而伤寒温病之发生，亦系阴阳水火偏胜，所异者，所犯病变部位不同，出现症状不同而已。”姚氏十分重视古人治疗眼病的经验，无论哪一种疗法，以至单方、验方等等，无不笔录，供临床参考。姚氏认为很多眼病单靠内治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需要使用多种疗法，才有可能药到病除。因此，姚氏不独精于内治，亦善于外治、割治;非独精于眼科，亦通晓内科，对一般外科、针灸与气功等，都有独到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