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简介

　　孔伋，字子思，孔子的嫡孙、孔子之子孔鲤的儿子。大约生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于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享年82岁。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参，孔子的思想学说由曾参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后人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因而子思上承曾参，下启孟子，在孔孟“道统”的传承中有重要地位。《史记·孔子世家》记子思年六十二(当为八十二之误)，而生卒年则不详。

　　按子思之父孔鲤，死于孔子之前，子思的年代当跟孔子的年代相当。子思在儒家学派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学，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并由此对宋代理学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因此，北宋徽宗年间，子思被追封为“沂水侯”;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又被追封为“述圣公”，后人由此而尊他为“述圣”，受儒教祭祀。

　　子思的中庸思想

　　“中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由于受材料限制，其准确含义尚不能确定。本文要讨论的是子思所理解和阐发的中庸的内涵。

　　《中庸》，朱熹《中庸集注》划分为三十三章，分成三部分：第一章至第十二章为第一部分，其中第一章为子思之言，其后十章为引孔子之言“以终此章之义”;第十二章至第二十章为第二部分，其中第十二章为子思之言，其后八章为“杂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自第二十一章至第三十三章为第三部分，皆为子思之言，而以第二十一章为中心。细按原文，朱熹的划分与理解是可以采纳的。同时笔者认为三部分的内容相通。第一部分内容以第一章为中心，其从“天命之谓性”讲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弃焉”。讨论的是抽象之道。第二部分内容以第十二章为核心，朱熹认为“盖以申明首章不可离之意也”，笔者认为这部分讨论的是具体之道，即所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的道。第三部分内容以“诚”为中心，和第一部分相呼应。所以可以认为第一章是全篇文字的纲领，整篇以“中庸”命名是合适的。

　　以往关于中庸的训释主要有三家：一，郑玄，《郑目录》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 1。二，程子，“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2三，朱熹，“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3三种解释，后二种含义接近，解释的依据主要是《论语》，因此所解释的仍是孔子的中庸。郑玄的解释以<中庸>首章为依据，因此所解释的是子思的中庸。今日理解<中庸>，当以郑玄的解释为基础。 尽管<中庸>中引用了很多条孔子有关中庸的言论，但不能据此认为子思理解的中庸和孔子理解的中庸内涵一致。思想史上旧瓶装新酒的现象是很常见的，应该区分《论语》之“中庸”与《中庸》之“中庸”。

　　理解《中庸》之“中庸”应该象郑玄那样以<中庸>首章为基础。郑玄的解释今天读来仍然有些费解与茫然，似有未说透的地方，今试作进一步阐释。

　　郑玄解“庸，用也”，据此中庸可理解为“用中”，郑玄也是这样解释的。因此理解中庸的关键是如何解释“中”。郑玄对此没有解释，大概是因为<中庸>本身有“中”的解释，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他在“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下注云：“中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乐，礼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可见郑玄理解的“中”和《中庸》的“中”内涵相同。

　　“喜怒哀乐之未发”是什么，郑玄没有说透，朱熹对此有一个解释，他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4他有时直接说“中，性也”。5 这无疑是对的。<中庸>第一章首句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末句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如何将二者贯通，朱熹的解释无疑提供了一把钥匙。但性为什么称为“中”，朱熹解释说“无所偏倚，故谓之中”。6由于这个理解，原本“中，性也”的正确认识就形而上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的错误认识。于是子思之“中庸”的含义也变得晦暗不清。

　　就直觉而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之“中”和“无所偏倚”没有关系，理解为和外相对应的内部或中间更贴切一些。很显然这句话强调的是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未发”和“已发”相对应。“已发”是发于外，“未发”则是藏于中，所以“未发”“谓之中”。当然，这个“中”不是简单的内部的意思，而是特指人的性，因其未发，故可称为“中”。《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有一段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

　　三曰：诚在其中，此见于外，以其见，占其隐;以其细，占其大;以其声，处其气。初气主物，物生有声。声有刚有柔，有浊有清，有奴有恶，咸发于声也。心气华诞者，其声流散;心气顺信者，其声顺节;心气鄙戾者，其声斯丑;心气宽柔者，其声温好。信气中易，义气时舒，智气简备，勇气壮直。听其声，处其气，考其所为，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以其前，占其后;以其见，占其隐;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谓视中也。

　　这段文字叙述的是了解人的一种方法，叫“视中”。这里的“中”指人内部的心气，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中”是一致的。又比如《文王官人》下一段：

　　四曰：民有五性，喜怒欲惧忧也。喜气内畜，虽欲隐之，阳喜必见;怒气内畜，虽欲隐之，阳怒必见;欲气内畜，虽欲隐之，阳欲必见;惧气内畜，虽欲隐之，阳惧必见;忧悲之气内畜，虽欲隐之，阳忧必见。五气诚于中，发形于外，民情不隐也。

　　这段文字表述得更直接，民有五性(按《逸周书.官人》作“民有五气”，据郭店楚篇〈性自命出〉“喜怒哀悲之气，性也”，知气即性也)，皆畜于内，即“五气诚于中”，这里“中”显然与“外”相对，因为下文有“发形于外”。可以肯定地说，性之所以可以称为“中”，不是因为其“无所偏倚”，而是因为其藏于中，即所谓“未发”。〈性自命出〉：“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这里的“性”显然藏于中，及物取(趣)之而出，方见(现)于外。藏于中谓之性，发于外谓之情，性内情外的认识现在至少可以追溯到子思。　 准此,“中庸”之“中”为“性”，则中庸可解为用性，用〈中庸〉原文讲即是“率性”。

　　学界有一种意见，以为今本子思《中庸》直解的内容不止一篇，如清人阮元<中庸说>认为“<中庸>为子思所作。自‘天命之谓性’，至‘父母其顺矣乎’，似<中庸>篇之大义已止于此。自‘鬼神之为德’已下，似别成一篇，与<中庸>无涉。此乃子思专言祖德配天，俟百世之圣人，虽孔子生前不得位，不敢损益三王，制作礼乐，而至诚为学治天下之道，能使百世天下人皆齐明盛服承祭孔子，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孔子之神，洋洋乎与尧、舜、文、武之配天相同。此子思之微词也，此应别有篇名。但子思明哲保身，不敢明著篇名，而接存于<中庸>篇之后，以授于传经之弟子门人耳”。7若依宋人释义，此说未为不可，但难免以己度人之嫌。若以“率性”解释“中庸”，〈中庸〉通篇的涵义便梨然贯通。开篇阐述中庸之道为率性，结尾阐述率性之要为诚，“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与“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一义相承，通篇都在讨论率性与修道的问题。与率性和诚相对立的则是伪，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上篇讨论性，下篇讨论伪，与<中庸>的结构颇有相似之处，这也证实了今本<中庸>本只是一篇。当然，在子思的时代，还没有出现一篇文章紧紧围绕一个论点的文体，但按某一问题将相关材料组织在一起的文体已经出现，《论语》就是这样编成的。《中庸》也是这种风格，其中心问题是率性与修道。

　　《孔丛子.抗志》有这么一段记载：子思见老莱子，老莱子闻穆公将相子思，老莱子曰：“若子事君，将何以为乎?”子思曰：“顺吾性情，以道辅之，无死亡焉。”老莱子曰：“不可顺子之性也，子性惟太刚而傲不肖，且又无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为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听，则何所死亡也。”老莱子曰：“子不见夫齿乎，虽坚刚，卒尽相摩;舌柔顺，终以不弊。”子思曰：“不能为舌，故不能事君。”

　　《孔丛子》，旧多以为不足信，然以此段材料中子思“顺吾性情”的言论，与上述中庸即率性的解释互证，可得相得益彰之功效。盖子思之时，性情广为士人知识阶层所重视，故他运用性情学说解释中庸，发展中庸，促成了儒学本身的嬗变，此为子思对先秦儒学的一大贡献。

　　《中庸》所阐述的一整套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十分切合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关系。这种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和核心观念是“诚”，认为“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是世界的本体，万物由此派生出来。子思又提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道”的“诚”在人表现为人性，这就使得天、人、物合而为一了。人的道德修养若能达到“诚”的地步，就能通天，因为“诚”乃是天意、天地精神。

　　《中庸》里有一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提出，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则强调既尊重固有的德性又重视学问的积累，要求达到最高境界又要保持中庸的原则。“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这一思想，则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有直接影响。而其中的鬼神之说，则对宋明理学产生重要影响。他又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故君子慎其独也。”提出了一种道德修养方式——慎独，意思是在无人监督闲居独处时，自己的言行更应该谨慎，自觉遵守道德规范。

　　《中庸》一书阐发儒家思想的地方很多，不仅道理精彩，而且文笔简炼，文辞优美，对后世影响很大。虽然其中有讲鬼神和唯心之处，但从哲学范畴来看，《中庸》的思想具有辩证的理念，它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应给予充分肯定，它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也应给予高度评价。《中庸》所提倡的道德准则和处世规范，今天，仍不失其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