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不少学问大家，在国外留学多年却不为文凭，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便是其中之一。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他赴欧洲留学多年，却没有拿到一张文凭——从小就爱读书的他，那时已经抱有“留学不为学位”的宗旨，尽情涉猎着自己感兴趣的各学科知识。

傅斯年初到欧洲时，曾入伦敦大学心理学系学习。他的本意，是想在那里跟随斯皮尔曼读心理学博士，后者是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然而，斯皮尔曼却让傅斯年从本科一年级开始读。在被很多人看做苛刻的条件面前，傅斯年没有退却。后来，台湾史语所研究员王森在整理傅斯年藏书时发现，在欧洲期间，傅斯年曾购买过大量弗洛伊德的著作。

在把实验心理学当主课的同时，傅斯年还阅读了大量的文学类书籍，尤其爱看歌剧和小说。他住所的墙上挂着萧伯纳、达尔文和密勒的肖像，那是他心目中的英国文化英雄。慢慢的，对于专攻一门课程，傅斯年觉得越来越没有意思，于是转学到柏林大学。即使这样，他在心理学方面的造诣也颇为深厚，后来中央研究院创办时，他被聘请为心理学所的筹备委员。

在柏林大学期间，傅斯年没有确定自己的专业，而是从人文学院本科一年级读起，此外不仅旁听物理、数学课程，甚至还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产生过兴趣。他的阅读范围极其广泛，有一次和同学吃饭时，同学发现他随身携带的书包里居然装着三大卷《地质学》。

在广泛吸收各学科知识的同时，傅斯年也没有放弃对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关书籍的阅读。傅斯年小时候曾在私塾读书，11岁便通读了“十三经”。在从欧洲回国途中，傅斯年曾购买过一本《宋元戏曲史》，从批注中可见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十余年前所读书，当时为之神往者。此回自欧洲归，道经新加坡，于书肆更买此册，仍觉是一本最好之书，兴会为之飞也。”胡适曾这样评价傅斯年：“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得多。”傅斯年的一位朋友曾说：“他（傅斯年）有了许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又回头发现了自己曾储藏下的很丰富的中国历史语文知识，在此中可以另辟天地。”

回国任教后，傅斯年一直主张学术研究机构必须要建一流的藏书馆。在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后，傅斯年一直注意补充图书馆的藏书，甚至亲自去采购图书。在任23年，他所积累的图书有二三十万册之多。抗日战争时期，史语所南迁，傅斯年指挥人将1万册图书装入600只大木箱中，5年间开箱封箱13次，行程万里图书却没有任何破损。

傅斯年去世前曾对夫人说，自己去世后要把家中的图书留给儿子，并且请人篆一方章，上面刻上“孟真（傅斯年字孟真）遗子之书”“家有藏书能教子”的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