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天，一个朋友来看我，我们坐在临河的石阶上谈天。春草稀落地从石头缝隙里挣扎出来，附近田野的麦苗随风倒伏，油菜花黄灿灿的。春天的风有点冷。两个文学青年一边谈文学，一边观察河里乌墨墨的一大捧小蝌蚪和一大群小白鲽，那细如针尖、俶尔远逝的小鱼儿，特别引起我的兴趣。自然界的这些蜉蝣之物，其生命力之顽强，远超人类。

那时，乡村的一切都还平和，安静，也很干净。

那年，身处江南僻地的我，好读书，热爱诗歌，但与诗坛的交往尚未开始。我与文学期刊唯一的联系只是安徽合肥宿州路九号办的那张半月一期的对开大报《诗歌报》。我是它的订户。它寄到学校那天，必定是我一个人的节日。上面的每首诗，我都读完。特别好的，还会抄下来。那时我的记性相当不错，好的句子眼一瞄，就记住了。有一次，眼前突然一亮：“诗歌，我的地狱/我的贫困、我的远方的风声。”作者王家新。是一首纪念海子的诗。一下击中我，敲得胸口噗噗乱跳。放下报纸，我呆呆直视远方，不免纳闷：谁是海子？

很快，铺天盖地的献诗和纪念文章告诉我——谁是海子。

第二年，我在一个朋友家读到西川的悼念文章《怀念》，刊登在一本叫做《倾向》的民刊上。西川开门见山，直言“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此外，西川的文章还给了我一个不小的震动，他透露“海子身后留有近二百万字的文学作品”。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海子写作不到6年，而且基本上只写诗歌，二百万字，即使以当年通用的十行诗一千字计算，他留下的诗歌遗产总数就有两万行之巨。海子天才的创作仍是一份巨大的文学遗产。

海子是极少数以文本、以行动之诗确立了鲜明形象的一位诗人。而海子的殉道，也帮助他将诗人形象确立并固定下来。

可以说，海子以其壮烈的牺牲成了一个诗坛的聚焦之点，并由此激活了躺在抽屉里的自己的诗歌，激活了一个民族年轻的现代汉语。他以头脑和身体这两种极端的方式，使得一个关于诗人的当代传奇得以确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以为海子仍会不断给我们的现代汉语注入诗性的光芒，年轻一代仍会在他那里分得语言的红利。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海子的语言遗产里有两个特别明亮的词：麦地和村庄。这两个意象，共有一个“痛苦质问的中心”。海子的麦子带有更多的麦芒——这是会带来尖锐的灼伤的；海子的村庄呢，他虽然出生在怀宁县高河镇一个真实的村庄查湾，但是，由于生命在二十六岁上的突然中断，很遗憾，他来不及书写他真实的乡村经验。换句话说，他还来不及及物。我们读他的村庄诗——以及此后受海子影响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诗坛大面积收获的村庄诗，可以这么说，它们都是不及物的产物。它们漂浮在强大的抒情氛围里，并未落实到真实、坚硬、苦难的中国大地。

但1989年春天，海子与骆一禾，两位诗歌兄长的死成为中国诗坛再三谈及的一个话题。特别是海子的向死而生，令人哀伤。至今，我仍倾向于认为，那不止是一次诗人的死亡，也不止是一次诗歌的死亡，那是通往汉诗现代性之路上的一个凤凰涅槃的隐喻。读者应该相信，一个天才诗人的死亡会转过身来，给出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海子始终活着的微笑来的。

相对于海子有点寒冷的诗歌，诗人留给世人的其实是一个微笑的小个子形象。此外，他除了留下一份语言的遗产，除了把形容词性质的诗转化成动词性质的诗，其实还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份遗产。其中，尤以他遗物里的一本《瓦尔登湖》最是耀眼。

梭罗的《瓦尔登湖》早在1949年初夏就由诗人徐迟翻译成中文出版，但，这本伟大的书，读者一向不多。在海子之前，中国的知识界根本没有意识到早在一百年前它对于未来世界的先见之明，正是海子闪电一般的熄灭，意外地照亮了这部自然文学经典。人们在海子的遗物里发现了它。于是，很多人开始追随海子的阅读而研读此书。从此，知识界更多人意识到了《瓦尔登湖》不可一世的品质，那就是：人类应该思考一下更高的原则。这种品质超越了文学也超越了语言。一百五十多年来，正是这种赤子般的品质“激励了无数自然主义者和倡导返归大地的人们”。这大约是海子没有想到的。

1989年3月26日复活节，海子以其殉道的一跃复活了。他从一个诗的形容词彻底变成了一个诗的动词。他给这个此后越来越庸俗的世界留下了一份高贵的遗产。 27年过去，海子诗歌里的抒情品质，随着消费时代的大面积来临，在今天，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但，中国只要尚存有一丁点的理想主义光芒，尚存一丁点民族的诗性和血性，那么，作为诗歌烈士的海子就不会死。

在海子去世20周年的2009年春天，我曾去海子的故乡查湾村。那是一个干干净净的晴天。我见到了海子的双亲。终于，当我在留言簿上写完一句致敬海子的话之后，海子妈妈操采菊老人走过来拉住我的手，目不转睛地端详着我，仿佛要在我的脸上寻找海子活着的蛛丝马迹。接着她问我的年龄。她一只手拉着我，另一只手轻轻拍着我的手背。那一刻，我看到老人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